印度智慧在古代文明发展中有过什么贡献

印度文明在众多领域的辉煌成就，以及它独特的价值观念和思想体系，使它在整个世界文明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同时，印度文明又具有强大的辐射力，数千年来对亚洲乃至世界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为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古印度的科学技术（一）

印度是一个具有悠久科学技术传统的国家，尤其在天文、数学和医学领域，印度民族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公元5-6世纪时阿利耶毗陀是古印度首屈一指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他在天文学方面最惊世骇俗的学说是他的日心说，他的这一天才发现，闪现出印度古代文明的伟大智慧。欧洲直到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才使日心说逐渐为人们所认识。阿利耶毗陀的《阿利耶毗陀论》在公元8-9世纪被译成阿拉伯文，后来传入处于文艺复兴前夕的意大利佛罗伦萨及欧洲其他地方。哥白尼于1500-1503年曾在意大利留学，因此完全有可能接触到阿利耶毗陀的学说。《阿利耶毗陀历数书》提出了子夜作为一日之开端的科学观念，他的天文学思想，特别是他提出的以数学作为天文学研究的基础科学方法，对印度后世天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发明现称阿拉伯数字的数字系统是印度古代数学对世界文明的另一重大贡献。根据印度考古发现，这一数字系统可能是在佛教诞生之后出现的。印度数字系统经中东阿拉伯地区传入欧洲，西方人未加详考，故称之为阿拉伯数字，这在古代资讯不发达的时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一种发明只要实用，人们并不会刨根问底究其来源的。然而现代人是不会轻视印度数字系统对世界的意义。

A.L.巴沙姆认为：“在数学方面，西方世界受惠于印度的程度无论怎样估量都不会过度。如果没有发达的数字系统，大多数被欧洲引以自豪的伟大发明都将不可能，如果欧洲一直被不便使用的罗马数字所束缚，这些发现与发明也都是不可能的。”美国科学史学者萨尔顿也曾经指出：我们数字和零的使用，是印度教徒发明的，然后经由阿拉伯人传给我们。这些评价总算理清了事实，无疑是得当的。零的概念是在印度的形成，与印度宗教哲学中的“空”的观念有关。无穷大似乎也与印度哲学中认为宇宙本原梵是无限的这一观念有关。零与无穷大的概念，直到中古时期才得到完全的理解。

公元5世纪的阿利耶毗陀在数学方面最引人瞩目的成就就是计算出了圆周率∏的近似值为3.1416。以此同时我国南朝伟大的数学家祖冲之也在公元5世纪计算出了圆周率的值。他推算出圆周率在3.1415926与3.1415927之间，应当说阿利耶毗陀与祖冲之代表了当时世界数学的最高成就，他们得出的圆周率值都比希腊人精确，领先世界一千余年。随后，印度的数学家们又将圆周率的值计算到小数点后9位。

公元9世纪时的印度数学家摩科毗罗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他是印度有史以来数学家中第一个提到椭圆面积计算方法的人。12世纪的印度著名天文学家巴斯伽罗阿阁梨也是一位大数学家，他是世界上最早对任何数除以零的意义有所领悟的数学家。他认为，无穷大不论除以任何数字，其商都还是无穷大。由于他在数学方面的精湛造诣，使他在天文学研究方面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印度民族的数理逻辑能力在世界各民族中是相当突出的，印度计算机软件业能够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短暂时间内异军突起，就与数学底蕴深厚这一民族传统具有渊源关系。

印度古代医学源远流长，自成体系，在世界上占有十分独特而重要的地位。吠陀时期的《阿阁婆吠陀》中就已经记载了人体骨骼的准确数目。生活在公元1-2世纪时期的庶罗迦和生活在公元4世纪时期的妙闻，是生命吠陀最著名的传人。庶罗迦已经天才地认识到病菌与人患病有关，但并不认为病菌是至病的唯一因素。庶罗迦十分重视医生的职业道德，其核心思想是，医生必须全部身心献给医疗事业，治病救人的使命重于医生个人的生命，医生工作时应当集中全部精力，医生应当尊重患者的隐私。医生必须竭诚为患者的健康而奋斗，决不能背弃患者，哪怕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医生不能醉酒；不能作恶；不能结交不肖之徒。。。你们必须和颜悦色。。。体贴患者，并不懈提高自己的（医学）知识。这些职业操守，即使在今天也有很多人难以做到，因此非常难能可贵。

在庶罗迦之后一代名医妙闻成为了印度外科的鼻祖，妙闻很可能是世界上最早也是最透彻理解人体解剖学对医学科学发展重要性的外科医生，他不但精通外科，而且对妇产科等其他科目也十分擅长。在妇女地位低下的时代，能够如此关注妇科科学，非有大医之仁心难以做到这一点。他的膀胱结石切除术，领先于欧洲人近十个世纪。他发明的皮瓣移植技术至今仍然为整形外科的基本医疗手段之一。他还为遭受鼻刑的病人修复受损的鼻子，从而开创了印度的整形外科。由于妙闻的开拓性贡献，印度外科医学在世界上长期处于领先地位。在整形外科领域，印度更是长期保持优势。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外科医生就曾经放下架子，向印度同行虚心求教。印度医学还是世界上最早注意并倡议护理牙齿的国度。除了天文、历算和医学之外，印度古代在物理、化学、冶金等领域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

梵语古典文学（二）

印度人民自古以来就表现出非凡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印度的寓言与古诗文学的丰富与影响，远远超出了其他古代国家，在世界文明发展历程中占有独特的极其重要的地位。巴利语《佛本生故事》就是一部体系庞大的佛教寓言故事集，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寓言故事集之一。全书由547个故事组成，讲述佛教创立人释迦牟尼前生的种种故事。我国知名梵文巴利文专家郭良鉴先生认为，这部人类最古老的诗文并用、韵散相济的寓言故事集，“不仅在印度文学史上，也在世纪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种评价是十分恰当的。《五卷书》是古代印度又一部著名的寓言故事集。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尝闻天竺寓言之富，如大林深泉，他国艺文往往蒙其影响”。印度除了寓言如林如泉外，故事也似江似海。

《佛所行赞》早在公元5 世纪初就译成汉语传入我国。用汉语文言翻译印度古代诗歌，成为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梵语原著今只残存半部，而汉语和藏语译本却是全本。

迦梨陀裟是印度梵语古典文学最杰出的代表。他是印度与世界公认的大诗人与大剧作家。他的名声在印度一直长盛不衰，他的作品在翻译成外国语言后也一直受到高度评价。他使梵语诗歌与戏剧的创作达到难以涉及的巅峰。可以说，他是印度古文学史上首屈一指的巨匠。印度近代文学巨人泰戈尔将迦梨陀裟奉为楷模，就名声、成就与影响而言，两人一前一后，形成印度文化与文学历史上双峰并峙的现象。1956年迦梨陀裟被世界和平理事会列为该年纪念的世界文化名人之一。

迦梨陀裟的长篇抒情诗《云使》在印度各种地方语言译本甚多，最早的外语译本则是约13世纪时的藏语本。1813年英国学者威尔逊将其译成英文，后来德文、法文等欧洲文学译本相继刊行。德国大诗人歌德读过威尔逊的译本，对《云使》十分赞赏。

1956年，金克木先生的中文译本问世。《云使》细腻的情感，优美的语言，清新的譬喻，和谐的韵律，再加上丰富的修辞技巧，使这部抒情诗达到了梵语诗歌艺术的最高境界。

另外古典梵语戏剧在世界戏剧艺术之林中也独具特色。由于印度人天性乐观，其人生哲学主张为欢乐而生存，因此在印度戏剧中悲剧犹如凤毛麟角，几乎所有的戏剧均以大团圆收场。所以梵语戏剧基本上是喜剧，有些则是悲喜剧。迦梨陀裟不但是梵语古典文学时期最杰出的诗人，而且是整个梵语文学史上空前绝后的伟大剧作家，他在印度戏剧文学中的地位，丝毫也不亚于莎士比亚在英国戏剧文学中的地位。他实际创作了多少剧本，现在还是一个未知数。他的戏剧作品的数量虽然仅为莎士比亚戏剧作品的十几分之一，但足以表明他的才情不在莎翁之下。五幕神话爱情剧《优哩婆湿》不仅内容美好，情节曲折，富于戏剧性，而且洋溢着浓郁的诗情画意，因而极具艺术感染力。该剧描写一个天女为了追求爱情，不惜冲破天庭的羁绊，成了勇敢的化身。她与我国古代神话故事《牛郎织女》中的织女颇有相似之处。季羡林先生已将该剧译成中文。

《沙恭达罗》是一部七幕爱情剧，这是迦梨陀裟三部戏剧中的代表作，也是梵语戏剧文学的最高典范。剧本结构严谨，人物个性鲜明，语言优美清新，它体现了印度传统味论诗学的审美原则。迦梨陀裟全新的创作手法使这个古老的故事变得流光溢彩，美不胜收，魅力无穷，传遍世界。剧本的中文译者季羡林先生认为，《沙恭达罗》是一部“万古长新的不平凡的诗篇”，可谓恰如其分。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初期，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曾两度在北京隆重演出《沙恭达罗》，获得极大成功。

佛教传到中国，佛经大量译入，印度文化对中国文化必然发生深刻的影响。文学也不例外，小说《西游记》中的孙悟空的形象既是一例。孙悟空形象的塑造，乃是通过汉译佛经，远承《罗摩衍那》重要角色哈奴曼形象影响的结果。反映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700年间事件的长篇史诗《摩柯婆罗多》成为后世印度文化特别是文学取之不竭的丰富源泉。释迦牟尼最初讲道用的可能就是摩揭陀语和半摩揭陀语。

印度是一个善于吸收外来文化，又善于继承和发展自己传统文化的民族，印度本民族传统与西方现代文化的结合，产生了更加超越的文化精神。据美国高盛公司最近的预测，在今后的半个世纪中，印度的人均收入将是目前的35倍。届时，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而印度将成为仅次于中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强国。

南宋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

英国全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欧洲西北部岛国，国土由大不列颠岛上的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岛上的北爱尔兰 4部分和众多小岛组成。她的历史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大历史时期。

古代不列颠

在不列颠群岛上很早就有人类活动。约公元前第3千纪，伊比利亚人从欧洲大陆来到大不列颠岛东南部定居。约公元前700年以后，居住在欧洲西部的克尔特人不断移入不列颠群岛，其中有一支称为不列吞人，不列颠这一名称可能来源于此。克尔特人已知使用铁器，耕犁在技术上不断进步，并已使用货币。生产力发展促使克尔特社会逐渐分化。

公元前55和前54年，G.J.凯撒两度率罗马军团入侵不列颠，均被不列颠人击退。公元43年，罗马皇帝克劳狄一世率军入侵不列颠。征服不列颠后变其为罗马帝国的行省。罗马人以位于泰晤士河口的伦敦为中心，向四面八方修起大道，连接各地的城市，使伦敦成为罗马不列颠统治和对外联系的中心。为阻止北方克尔特人南下，公元1世纪20年代罗马皇帝P.A.哈德良在位时期，罗马人在大不列颠岛北部修建了一条横贯东西、全长118公里的长城，史称哈德良长城（见彩图）。在罗马人统治的东南地区，罗马人和克尔特人上层抢占部落的公有土地，建立起奴隶制大田庄，变克尔特人或战俘为奴隶。罗马人强迫奴隶从事耕种、采矿，奴隶贩子还把奴隶远销到欧洲大陆。3～4世纪，随着奴隶反抗斗争的加剧，罗马帝国逐渐衰落。4世纪中叶前后，不列颠反抗罗马统治的斗争也渐趋激化。到407年，罗马驻军被迫全部撤离不列颠，罗马对不列颠的统治即告结束。

中古时期

日耳曼入侵

从5～6世纪日耳曼人入侵，到17世纪中叶资产阶级革命爆发，是英国封建生产方式形成、发展和衰落的时期；学术界亦有把诺曼征服视为英国中古史开端的观点。

盎格鲁－撒克逊人入驻不列颠罗马人撤离后，居住在易北河口附近和丹麦南部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以及来自莱茵河下游的朱特人等日耳曼部落，从5世纪中叶起陆续侵入不列颠。入侵过程延续约一个半世纪。入侵者洗劫城镇和乡村，不列颠人被杀戮或沦为奴隶，有的被驱赶到西部、西北部山区，大部分人同入侵者融合，形成后来的英格兰人，或称英吉利人。到7世纪初，入侵者先后建立起7个强国：东部和东北部盎格鲁人的麦西亚、诺森伯利亚和东盎格利亚，南部撒克逊人的威塞克斯、埃塞克斯和苏塞克斯，东南部朱特人的肯特。这个时期史称“七国时代”。

盎格鲁－撒克逊人入侵时是氏族部落组织。入侵过程中，原来的氏族组织解体，按地域组成的村社代之而起。村社土地公有，归村社自由农民使用。随着生产力发展，土地逐渐变成私有财产，出现了贵族、大土地占有者、依附农和奴隶。村社成为氏族公社土地所有制向封建土地所有制过渡的形式，一般认为是英国社会封建化过程的开始。6世纪末，基督教传入英国。597年，罗马教皇格列高利一世（590～604在位）派修士奥古斯丁到英格兰传教。到7世纪下半叶，英格兰全境基本上都皈依了罗马基督教。（见彩图）英国历史

丹麦入侵

从8世纪末开始，以丹麦人为主体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屡屡入侵英国。为抗击丹麦人，威塞克斯王国国王埃格伯特（约802～839在位）于827年统一七国，建立统一的英格兰王国。到9世纪末，丹麦人已在大不列颠岛上建立大片居留地。879年，阿尔弗烈德大王和丹麦人订立条约，将英格兰东北部划归丹麦管辖，称为“丹麦区”。10世纪初，阿尔弗烈德大王的后继者逐渐收复丹麦区。11世纪初，丹麦人卷土重来，丹麦王克努特大帝成为全英之王（1016～1035在位）。克努特之子死后，英国王位复归于英人爱德华（1042～1066在位）。丹麦人占领期间，英国封建化过程加速。由于战争频繁，税课繁苛，特别是沉重的“丹麦金”，使自由农民纷纷破产，沦为依附农。国王以诏书的形式把土地册封给教俗贵族，成为封建领地。930年，英王下令“（自由）人必有主”，农民为躲避战祸和捐税、求得安全，便将土地交给大地主，再领回耕种，表示自己受地主保护。国王还给教俗地主以“特恩权”，即对领地内的依附农民实行政治、经济、法律等全面统治的权力。特恩权加速农民的农奴化。

诺曼征服

英王爱德华死后无嗣，法国诺曼底公爵威廉于1066年率军入侵，同年10月进入伦敦，加冕为英王威廉一世（1066～1087在位），史称“征服者威廉”，诺曼王朝(1066～1154）由此建立。诺曼征服加速完成了早已开始的封建化过程，封建生产方式基本确立。威廉征服英国后，宣称自己是全国土地的最高所有者。他大量没收盎格鲁－撒克逊贵族和自由农民的土地，把全国可耕地面积约1/6和山林面积约1/3据为己有，其余的分给他的诺曼亲信和随从，并根据分封土地的多少，授以贵族爵位。教会也由诺曼人接管。威廉一世的封臣再将自己的封地分成小块，分赐给自己的附庸。通过分封土地，建立起一套严密的封建等级制度。威廉不仅要求自己的直接封臣宣誓效忠，要求封臣的封臣也对他效忠。

1086年，威廉派出大臣到全国进行调查，编成土地调查书（亦称土地清丈册），详细记载每郡多少土地属于国王，多少属于领主，各领主又有多少附庸，每个庄园有多少土地、牧畜，多少自由农民、依附农民、奴隶，多少森林、草地、牧场、磨坊、鱼塘等，领地上有多少货币收入（见彩图）。编制清册的目的，是为了让国王详细掌握封臣的财产状况，从而要求他们严格履行封建义务。人们害怕这种调查，感到象是面临末日审判一样，因此调查清册被称为《末日审判书》。据这次调查，英国当时的人口约150～200万，贵族约占4%，自由农民占12%，农奴及其他依附农民占70%以上。这表明诺曼征服后，农奴制迅速发展了。在地方上，国王的权力主要通过各郡郡长贯彻。郡长由国王任命并直接管辖。为商讨国家大事，国王组织枢密院，该院当时又称元老院或国王法庭。诺曼王朝通过以上措施，建立起比法国更加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这是英国封建制的一个重要特点。强大的王权得到中、小封建主、教会和富裕市民阶层的广泛支持，他们要求得到王权的保护。大封建领主反对王权过于集中，但他们封土分散，难以割据一方、同王权对抗。　诺曼征服后，在分封的领地上到处都出现封建庄园。封建庄园是英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经济单位，领主是庄园里握有全权的最高统治者。庄园土地通常包括领主直接领有地、农奴份地和森林、牧场、池沼等公用地3部分。劳役地租是主要剥削形式。大部分农民沦为真正的农奴。农奴在英国叫做维兰，拥有15～30英亩份地，为领主服劳役；此外还有边农、茅舍农和奴隶。英国社会封建化的过程是漫长、缓慢、不彻底的，保留了较多的前封建残余。庄园里还有不少自由农民。大封建领主的势力不如欧洲大陆一些国家封建主势力强大，封建制度的解体也比其他国家早。这是英国封建制度的又一特征。

大宪章和议会起源：威廉征服后建立起的强大王权对巩固封建秩序起了积极作用，虽有大封建诸侯时起背叛，终未能压倒王室。但国王们连年对外征战，需要诸侯们提供越来越多的军费。到金雀花王朝的无地王约翰统治时期（1199～1216在位），君臣之间矛盾尖锐化。诸侯们要求维持封建的权利义务，约翰王却肆意践踏既成的封建秩序，又在对外战争中失败，丢失了在法国的大部分领地。因此，不仅大封建主，就连支持王权的中、小领主乃至市民也投入了反抗国王的行列。在联合压力下，约翰被迫于1215年6月接受《大宪章》，与封建主妥协。大宪章本质上是一个封建性文件，是保护封建领主的利益；但也有如保护市民贸易自由这样有进步意义的条文。

但约翰不久就否认宪章，君臣之间内战连绵不断。1258年，亨利三世（1216～1272在位）为干预意大利战争，又向诸侯索取军费。在1263年爆发的内战中，S. de孟福尔在一些诸侯、骑士和市民支持下获胜，一度俘虏亨利三世和王子爱德华，控制了国家。1265年，孟福尔召集有僧俗贵族、骑士和市民代表参加的大会，此为议会的胚胎。1295年，国王爱德华一世(1272～1307在位）为筹集战费，再次召集议会（见彩图）。除僧俗贵族外，还有每郡骑士代表2人、每市市民代表2人参加，史称“模范议会”。议会此后经常召开，1297年获批准赋税权，14世纪又获立法权。从14世纪中叶起，贵族和骑士、市民逐渐分别开会，慢慢演变出上下两院。议会的出现对以后英国历史发展有积极意义。

瓦特泰勒起义

13～14世纪，英国封建经济发展到极盛。农业耕作技术改进，城市发展，商品货币经济渗入农村。封建领主要求更多的货币，在农村开始了用货币地租代替劳役或实物地租的“折算”过程。折算使少数富裕农民赎得人身自由，但广大农民群众纷纷破产，沦为农村的雇佣劳动者。1348～1350年横扫欧洲的黑死病，夺去英国近半人口。由于劳动力短缺，国王爱德华三世（1327～1377在位）颁令，规定劳动者必须接受低工资雇佣，否则予以监禁。城乡穷苦人民走投无路，被逼揭竿起义。牛津大学神学教授J.威克里夫（约1320～1384）及J.保尔等下层教士“罗拉德派”的改革宣传为起义作了思想准备。1380年，国王理查二世(1377～1399在位）为征集英法百年战争战费，增收人头税，导致起义于1381年5月爆发，领袖是泥瓦匠瓦特·泰勒，史称“瓦特·泰勒起义”。起义虽遭失败，但震撼了英国的封建农奴制度。14世纪末，英国农奴制实际上已经解体。15世纪时，绝大多数农奴赎得人身自由，成为自耕农，他们在法律地位上分为自由领有农和公簿持有农。货币地租成为地租的主要形式。封建主阶级也发生变化，从富裕农民、占有土地的商人以及中小贵族中产生新贵族，他们采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旧贵族的统治陷入危机，封建骑士制度日趋解体。经过1455～1485年的玫瑰战争，旧贵族力量大大削弱，为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得到新贵族和资产阶级支持的亨利七世即位（1485～1509在位），开始了都铎王朝的统治。

资本原始积累

圈地运动是英国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手段之一。15～16世纪，毛织业成为英国的“民族工业”，对羊毛的需求成倍增加。地主把农场改为牧场，还通过圈地围田或侵占公地，把小地产集中，连成大片。这样一来，大批自耕农失去土地而破产，沦为流浪人。国王从1530年起颁布一系列血腥立法，迫使流浪人受雇于新贵族和资本家。海外掠夺和贸易也是原始积累的重要途径。16世纪以后，英国陆续组织许多贸易公司，进行海盗掠夺。码头官吏、海关人员、海军官兵，甚至地方高级官吏，都勾结海盗。海盗J.霍金斯贩运黑人致富,F.德雷克则在伊丽莎白一世赞助下劫掠西班牙美洲殖民地，并于1577～1580年间进行了震惊欧洲的环球航行。1588年，英国战胜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在攫取世界海洋霸权上迈出第一步。

南宋（1127年－1279年）是北宋灭亡后由宋室皇族在江南建立的政权，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科技进步的朝代。历经九位帝王，一百五十二年。

政治：

南宋时期是加强中央集权、“干强枝弱”的时期。南宋继承了北宋“强干弱枝”政策，在中央地方权力、官僚机构、司法、军权等方面加强中央集权的一系列措施，为维护国家内部统一、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国内环境。从用人制度上看，南宋是所谓“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时代。南宋时期，取士更是不受出身门第的限制，只要不是重刑罪犯，即使是工商、杂类、僧道、农民，甚至是杀猪宰牛的屠户，都可以应试授官，南宋的科举登第者多数为平民。

南宋初年，以尚书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并改为参知政事为副相，废尚书左、右丞官。从宰相官称来看，三省已并为一省。孝宗时，索性将尚书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改为左、右丞相，参知政事未变（左、右丞相，唐玄宗时为尚书省长官，宋为中书的长官）。

在南宋皇帝无内朝，外朝党争不止政治情势下，权相在皇帝怠政期间起到了维护政权稳定和朝政运行的作用。权相政治下，中央决策机构及决策系统的运行机制都发生变化，宰相的私人宅邸成为朝廷决策的中心；文书系统方面，权相的“堂贴”或者代书“御笔”乃至权相私人信函成为最高的政令指挥；秦桧时期建立里专属权相的独立财政体系；台谏成为权相人事运作的重要工具；社会和官场对权相的认知也发生变化，出现“言相不言君”的现象；皇帝却趋向于虚位化。

但是，在科举社会和皇权思想统治下的权相政治，其界限也十分明显。权相政治缺乏统治基础，士人缺乏政治向心力；权相不可能完全控制皇帝及其周边；权相的控制力难以渗透至县级政权以下；更为重要的是，权相政治时期的财政和人事政策层层传递，损害了主要纳税地主和普通士人的利益，从而形成广大的反对势力。权相政治深刻影响着南宋的历史，几乎所有重大事件都发生在权相政治时期。权相政治深刻改变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军事政策和社会心理。南宋初期，权相政治促进了南宋政权的建立和巩固，然而，在社会矛盾尖锐的南宋末期，权相所代表的中央权力极大损害了广大士大夫阶层的利益，加剧了他们的离心力，加速了南宋政权的灭亡。

经济：

南宋帝国与印度洋北岸的阿拉伯帝国构成了当时世界贸易圈的两大轴心，鉴于此，美籍学者马润潮把宋代视为“世界伟大海洋贸易史上的第一个时期”。

南宋时候，水田增加，产量进一步提高。太湖流域的苏州、湖州等地，稻米产量很大，当时流传着“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棉花的种植扩展到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绵纺织业成为产棉区的主要农村副业，有了一套擀、弹、纺、织的棉纺织工具。南宋所造的船，上面已装有指南针，并且具有较强的抗风力。海外贸易的主要港口有泉州、广州和明州，对外贸易东达日本、朝鲜，西至非洲一些国家。

南宋对中国后世历史发展之影响。中外学者普遍认为，两宋文化直至20世纪初都是中国的典型文化。其中许多东西在以后的一千年中是中国最典型的东西，至少在唐代后期开始萌芽，而在宋代开始繁荣。南宋开启了中国社会的平民化进程，并出现了欧洲近代前夜的一些特征，如大城市兴起、市民阶层形成、商业经济繁荣等现象，美国、日本学者普遍把宋代中国称为“近代初期”。南宋时期，全国经济重心完成了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的历史性转移，这是中国传统社会发展中具有路标性意义的重大转折。

文化：

南宋是古代中国学术思想的巅峰时期。日本学者将宋代称为“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著名华裔学者刘子健认为：“此后中国近八百年来的文化，是以南宋文化为模式，以江浙一带为重点，形成了更加富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文化。”

王国维指出：“宋代学术，方面最多，进步亦最著”。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新巅峰，最明显的一个标志是新儒学——理学思想的诞生。作为程朱理学集大成者的朱熹，是继孔孟以来最杰出的儒家学者。另外，南宋时期维持了近百年学派间互争雄长和欣欣向荣的景象，形成了继春秋战国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百家争鸣”的盛况。南宋是古代中国文学艺术的鼎盛时期。王国维认为：“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

宋词在南宋达到鼎盛，著名词人有辛弃疾、李清照、陆游等。

宋诗的繁荣，宋诗在唐诗之后另辟蹊径，开拓了宋诗新境界，其影响直到清末民初。

南宋话本小说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小说的发展已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南宋戏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戏曲艺术的成熟，为中国戏剧的发展奠定了雄厚基础。

宋代是中国绘画史上的鼎盛时期，标志中国中古时期绘画高峰的出现。

有研究者认为：“吾国画法，至宋而始全。”南宋是古代中国文化教育的兴盛时期。宋代统治者将“崇经办学”作为立国之本。南宋官学私学皆盛，彻底打破了长期以来士族地主垄断教育的局面，南宋的中央官学、地方官学、书院和私塾村校都获得了蓬勃的发展。南宋是古代中国史学的繁荣时期。陈寅恪先生指出：“中国史学莫盛于宋。”著名作品有南宋史学家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伊洛渊源录》等。南宋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经世致用”的修史思想，对后代的史学家有很大的启迪和教益。

南宋对东亚“儒学文化圈”和世界文明进程之影响。南宋儒学文化传至东亚各国，与各国的学术思想和民族文化相融合，形成了东亚“儒学文化圈”。对在现代东亚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生活、家庭关系等方面仍然发挥着重要影响

科技：

英国学者李约瑟说：“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在宋代。”南宋的科技成就在很多方面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南宋对中国古代“三大发明”的贡献。[49] 培根指出：“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

指南针

指南针在宋代航海交通上已经普遍使用。13世纪，指南针传入阿拉伯和欧洲各国。指南针用于航海，对世界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同时，它也为欧洲航海家发现美洲和实现环球航行，提供了重要条件。

火药

唐末时期火药开始用于军事。北宋政府在东京设立专门机构，制造火药和火器。南宋时期发明了管形火器“突火枪”。管形火器的出现，开创了人类作战史的新阶段。火药和火器在13世纪中期传入阿拉伯，后来传欧洲。

制造业

南宋在制造技术上的高度成就。

冶炼法

南宋发明了“冶银吹灰法”和“铜合金铁”冶炼法；开始使用焦煤炼铁（欧洲人在18世纪时才发明），是中国冶金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里程碑。

丝绸